Hsin-Jung's profileHsin-Jung~ 奧斯卡的藍色交響詩PhotosBlogListsMore ![]() | Help |
|
7/2/2009 快樂[Broken Obelisk/Barnett Newman‧The Rothko Chapel‧奧斯卡攝影]
這幾個月沒寫格子寫得像以前一樣勤快,是有那麼一點點小原因。 這三年來「不管人,不管錢,不管事」,我過得很愉快。 事情照做,音樂利生工作照做,吃飯照吃,睡覺照睡,大便照屙,難關一關一關地過,充實用功的過每一天。 今年年初回台灣一個月,親近善知識,檢查自己的壞毛病是否改進;回到美國之後,更想要清淨用功。 後來切身體會到原來什麼都沒有,平常心笑看人生,所以突然無事可寫。 這幾個月以來,有人問我要如何快樂,說真的,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得圓滿,唯一的秘訣應該是,知足就會快樂,放下就會快樂。 其實也沒有什麼快樂的,就是放下,真正做到不管人、不管錢、不管事,所有該做的事全都做得更認真,所有不該煩惱的事真正放下,不放在心上。 做到了就解脫了。 我已經知道我在這個世間的任務與功課,除了這個任務之外,其他任何事都不重要。 這麼一來,心就定了,心定了就就慢慢見到另一個境界,心定了就連另一個境界也不動心。 心定了就不把榮辱放在心上了,心定了也不留戀世間事,心定了就不再像以前一樣喜歡和人家辯論。 我以前很愛伸張正義,也愛講人家的事,自以為這樣是在打抱不平。 這些都是壞毛病,殊不知「善護口業,不譏他過」。 心定了,快樂就無所不在。 底下是好友 Charlie 寄給我的小品,真的非常實用,在此與大家分享。
有時候,你難免多心。 心眼一多,對許多小事就容易過敏。 於是,別人多看你一眼,你便覺得他對你有敵意; 別人少看你一眼,你又認定是他故意對你冷落。 多心的人注定活得辛苦,因為情緒太容易被別人的情緒所左右。 多心的人總東想西想胡思亂想, 結果很容易困在一團思緒的亂麻中,動彈不得。 有時候,與其多心,不如少根筋。 你是一塊磁鐵不相信?其實你是一塊磁鐵。 當你身心愉悅、喜歡自己、對這個世界充滿善意, 美好的東西就自然地被你所吸引。 相反的,當你悲觀、鬱悶、覺得什麼都不對勁, 負面的一切也就相繼來報到了。 因為你是一塊磁鐵,吸引的是與你相信的東西, 所以快樂的你就吸引讓你快樂的人事境, 煩憂的你則吸引讓你煩憂的人事境。 幸運與厄運,在於你如何使用內在的磁力。這是信念的奧秘。 你今天心情好嗎? 你不說話,但眼底的神色已回答了一切。 那麼,就別讓自己繼續躲在心事重重的甲殼裡吧。 「煩惱」這種煩人的東西是想出來的啊, 若是不想就不存在,你沒聽過這句話嗎? 去喝一杯咖啡,買一件衣服,剪一種新髮型。 去吃一筒冰淇淋,走一條街,看一場電影。 去看一個老朋友,聊一回往事,數一晚星星。 讓自已好過的方法很多,善待別人就是善待自己。 除非,你堅持躲在潮濕的甲殼裡更快樂。 繫緣修心、藉事練心、隨處養心 心要定、心要定、不要因人亂了心 6/26/2009 拔河記
阿嘻嘻是印度來的學生,去年學校畢業之後,很幸運地找到個長期的工作,因此開始了他日思夜想二十多年的鋼琴課。
這個阿嘻嘻有個性得很,想什麼就做什麼,還挑剔得不得了。 不幸的是, 奧斯卡衰人在下,就是他千挑萬選的鋼琴教師。 而他選擇來上我的課的原因竟然是 … 我的名字太難念,他非得挑戰不可。 至今我仍想不通,這是什麼怪理由? 名字再難念,練習個十次就會念了,不是嗎? 從此,阿嘻嘻這個希奇古怪的想法和個性就成了我每週二的「練功時段」。
這個學生很有意思。 扣掉我回台灣一個月不算,他已經跟著我上了將近七個月的課了。 這七個月當中,我和他隨時上演著拔河記。
首先,拔河第一章:阿嘻嘻很會計較,為了省學費,他會跟我要功課練,然後到處亂請假。 他不上課,自己亂亂練,指法也不對,手形也變形,認音符也是自己說了算。 我忍受了他自編自導自演一個多月,終於嚴肅地告訴他,學費就是學費,你請假照算學費,奧斯卡寧死不退費。 之後他才乖乖地準時上課,再也沒有缺課。 這個只要好聲溝通,一次就成,其實並沒有讓我多操心。 但是這一折騰,加上要改掉他自己亂練練出來的壞習慣,已經浪費了兩個月的寶貴青春了。 (阿嘻嘻,你那麼愛算,難道沒有想到這樣有多麼不划算嗎?)
拔河第二章:真正的大挑戰在他習慣性唱反調的學習風格。 剛開始幾次我確實有點頭痛,心想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後來發現這是他的思考模式。 像是他會拒絕用某個指法,問我為什麼要用第二指彈那個音。 親愛的阿嘻嘻同學,因為在你彈完前一個音,準備彈下一個音的當下,第二指剛剛好、不偏不倚,就在那個音上頭! 你不用它彈,難道要用腳彈嗎? 他偏偏要用其他手指彈,要證明他的指法是獨一無二的阿嘻嘻指法。 好,你就給我用力的彈,照著節拍速度與表情記號,彈下去! 結果他的手指扭曲,差點折到痠痛,這才肯罷休。 這麼一來一往,至少浪費兩個星期的光陰。 而且幾乎每學一首曲子,他就要來這一招。 好! 你喜歡拔河,本姑娘也拔上癮了;你喜歡把寶貴的上課時間拿來辯論那完全不合理的指法和彈法,本姑娘也辯上癮了;你高興一首曲子彈上個一個月,讓你試驗你的獨門、且一定失敗的阿嘻嘻指法,你敢彈多久,本姑娘就敢聽多久,放馬過來!
最有意思的是,他並不是不在乎自己的進度進行緩慢,他可在乎得很,但是若是依照他的思考邏輯,我將他引向東兩步,他非要朝向西一步,三不五時還不練琴,這樣能有個正常的進度才有鬼! 算你有志氣,凡事都要親身試驗到個手痠腳痛,音符都不會認,這才肯罷休。 好歹做老師的也要佩服你一番。
拔河第三章: 接下來是壓軸,我從來沒想過,教一個初學者要把宇宙大爆炸加上宇宙人生大道理給搬出來。 阿嘻嘻鬧彆扭,怎麼也不肯轉調,他說全部彈在C大調就好了,為什麼要轉調,聽起來不都一樣嗎? 同學啊,就是聽起來不一樣才要轉調呀! 你聽不出來是你的耳朵不對勁,你來上課就是來學這個的嘛! 反正事情不順你意,你就不高興。
為了這個轉調,為了手指移動,我花了極大的力氣說服他。 用音樂說服他沒有效果,因為他已經認定轉不轉調聽起來都一樣。 我只好動用印度的宇宙觀與大自然的規律,從太陽系講到銀河系,從婆羅門教的哲學觀講到佛陀的宇宙人生真相,從吠陀經 (天知道我根本沒讀過此經書) 講到華嚴經的天體運行 ... 。 總之,就是要告訴他一個重點,整個大宇宙是有規律的,這個神秘的規律就是根,從根生長出的各個分枝也都是仰賴著根的養份成長。 不把根養好,就長不出枝葉,連根都不要,就什麼也長不出來。 轉調就像是天體運行,你不肯動,就永遠不知道宇宙核心的另一頭長得什麼樣子,你非得脫離軌道,用不合人體工學的指法彈到手扭到,就會傷害你自己 ... ,(嗡嗡嗡) ,(嗡嗡嗡)... 我分段講了三堂課,有嘴說到無沫。 他聽得一愣一愣的,終於願意嘗試一下轉調,願意打開耳朵聽一下轉調的聲音,願意把手指頭從 C 大調移到 G 大調。
教個鋼琴學生教成這樣,我也認了。 這個週末還要交待他去聽交響樂團,他沒人陪不想去,我還找另一位印度學生陪他一起去。 這個阿嘻嘻簡直是個傳奇!
阿嘻嘻乖一點,至少再等個兩個月再來鬧彆扭,我快要沒招了! 6/13/2009 一年前的優勝美地遊記這幾個月沒有認真寫格子,實在很糟糕。 雖然寫格子不是為了給人家看,但是平日孤僻成性,與朋友們並不常聯繫,寫格子總是能夠讓朋友們知道我到底是死是活。
去年五月中旬,托小昭的福,ㄠ到了免費的兩天一夜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Yosemite National Park) 之旅。 那真是個難得的機會,兩位好友一起旅行,整整兩天遊山玩水! (小昭去攝影、錄影、工作,我是跟去玩的)
旅行過後一星期,我就到南方大城找房子、收拾行李、準備遷移。 十多天之後,越過層層高山與高原沙漠,我在南方大平原安頓下來。 轉眼間我已經在南方待一年了。 趕緊把一年前的旅行照片貼上來吧。
到了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當然不可免俗的要來一張招牌Half Dome的照片! 上次造訪是深秋時分 (請看這裡),這次是初夏,同樣的Half Dome,景致風情大不相同。 此番來訪,彷彿是來告別,將來能否再親近靈山勝景,只能靠緣份了。
初夏雪水融化,水量豐沛,優勝美地每一個瀑布都歡喜地稀哩嘩啦。
再來一張瀑布照,一年之後看著照片,彷若舊地重遊,美極了。
爬上瀑布山頂上,陽光和水氣繾綣,生成了美麗的彩虹。 這裡有個小插曲,當小昭忙上忙下錄影拍照的時候,落單的奧斯卡不小心被一名陌生男子盯上,一路跟著偷拍,最後還想跟我要 email,說要寄照片給我。 不必啦! 我天天照鏡子,自己長什麼德性自己清楚得很。 難道… 這就註定了我後來的桃花… ?
又見兩座美得令人不想說話的瀑布。
壯麗委婉的山谷。 那一天在這座山谷裡走著,整整一天,我終於明白我來到山多水多的加州的原因,我生命中所缺乏的靈性,在那六年當中,依靠著純美的大山豪水,一點一滴地修補起來。此時此景,能量充滿,是奧斯卡濟世助人的時候了。 承受著大自然的厚愛與恩德,也該慷慨回饋給虛空一切眾生了。
我走了,但是我從來沒有離開過。 我的生活仍然恬淡,不是在書房裡,就是在大自然與人群中流浪。 然而,我就在這裡,現在,此時此刻,與大家同在,回饋著大自然與一切眾生的恩澤。 5/1/2009 寒山問拾得寒山曾問:「世人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厭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且待幾年,你且看他。」絕妙問答,蘊含做人處世之道。
十七年前,我大二,在恩師老錢的研究室桌上看到這一段話,隨手將它抄在筆記簿裡。 整整花了十來年的功夫,我才從皮到肉、自骨至髓接受了這個道理。
現代人很可憐,拼命把知識和資訊往腦袋裏裝,填滿自己的空虛,自以為自己什麼都懂,其實大家正過著虛假不自然的生活。 表面上似乎什麼都有,滿嘴空洞無益、似是而非的大爆炸知識,事實上大家什麼都沒有。 這個社會就是這麼不真、不自然,但多數人都是為這些不真的東西拼命,用盡一生最寶貴的心力,無止盡地追求。
人很執著,執著身體與藏在身體裡的「自我」,執著和身體相關的事物,乃至經驗、名譽、地位、觀念、權益 ... 等等,以為這些都是自己的。 這個世界大部分的紛爭與問題都是從此滋生的。 「吾有大患,唯吾有身」,老子在四千年前已經明確指出人的盲點了。 看淡這個「身」,即無所患;面對、檢視這個「身」所滋生的貪執,就不難放下它。
這個社會像個壓力鍋,每個人的壓力無限擴張著。 我自己也高明不到哪裡去, 做出無數自以為聰明的蠢事,再痛苦地花了十年的功夫來修正。 人的一生,花費了大部分的時間與力氣來解決生命上的種種問題,但是我們真的解決了問題嗎? 還是在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退而求其次的找尋讓自己好過一點的說法? 或是花了好大的功夫來接受問題不是問題,而是當下發生的狀況? 人為什麼要折磨自己,活得這麼用力? “... stressful thoughts reflect a conflict with reality. Stress happens when the mind resists what is.”註1「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中如是說。“When you resist what happens, your mind begins to race; the thoughts that assail you are actually created by you.”註2 我們去問問花草樹木,它們如何解決生命問題? 它們不解決問題,只是讓問題自己離開。
我上個月從一場小病中復原過來,所以我寫這些不代表自己完全沒病,只是希望這個社會和眾生能減少一些情緒問題與生活問題,少一些折磨,多一點喜悅與滿足,感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無事」的自然狀態。 不需要吃就不要拼了命的吃,不需要知道就不要知道; 不必要的話不要隨便說,不必要的事不要打聽,不小心聽到了就忘掉它。 碰到任何狀況,多付出,少期待,多一些平常心,少一些患得患失,如此就不會與這個社會發生有形與無形的衝突。 我不是命理師,也不是什麼修行者,我只不過是個教音樂的兼職遊民,沒開悟、沒權勢、沒名利、也不需要這些垃圾。
人做事情不要想著目的和預期結果,想多了這些,事情是做不下去的,即使做下去也不再是自然的初衷。 藝術家是為感覺而做事,而不是為了作品能否賣得出去而做。 所謂作品賣不賣得出去,要怎麼賣,市場機制如何,都不是創作當下的目的。 在創作的當下,多付出,少期待,事情想多想久了,人會發狂的。 發狂本身就是不自然的狀態。
尼金斯基和梵谷沒有瘋,瘋的是這個說他們瘋了的社會。
註1 & 註2:Millman, Dan, "Way of The Peaceful Warrior," HJ Kramer, page 72 4/9/2009 火車上的奧斯卡 終於又到了我最喜歡的星期四。
上個星期四,4月2日,是奧斯卡自三月初回到休士頓以來最快樂的一天。
那天傍晚,我在米大電台做完一些電腦和錄音資料的事之後,突然不想回家寫曲子,更不想回家洗衣、做晚餐,於是我穿越馬路,走進米大對面的赫曼公園 (Hermann Park),決定一償宿願,非得坐到我已經朝思暮想了九個月的公園火車。
早上下了一場大雷雨,中午放晴,天空湛藍溫柔得令人心醉。 車上大多是父母親帶著小朋友,choo choo choo choo 叫個不停。 應該有人對形單影隻的奧斯卡投以同情之眼光,以為我既失業、又斯人獨憔悴。 哪有人大白天一個人跑來乘坐公園小火車? 我可不管,今天沒坐到小火車,誓不甘休。
正面再來一張可愛火車的照片。 我不認識照片中的小男孩,他在火車前站了好久,因為他的媽媽一直幫他拍照,不讓他動。 既然他不走,我就順便把他拍下來了。
火車神采奕奕地出發,我興奮得不得了,顧不得淑女形象,縱身一跳跳上火車。
火車行駛幾分鐘之後,隨著公園裡的美景逐漸開展,我的快樂愈來愈滿溢。 我體會到了人在渾濁的空氣中要如何撥雲見日,要如何以平常心面對人生中偶發的事件與干擾,要如何轉化對人、對情境的深厚情感,而不被同理心牽引到無法清楚觀照的困境。 人活在世間實在好麻煩!
兩百年前,奧斯卡准將身著白色軍服、騎著白馬,威風凜凜地保家衛國;而當今冒牌奧斯卡身穿白衫、牛仔褲,一介平民,坐著小火車逛公園。 這當中的落差太大了吧,大到我自己都不習慣。 將來慢慢就習以為常了,日出日落,花開花落,唯有拈花微笑是永恆。
過了這座橋,人間恩怨從此拋到腦後。 快樂的與悲傷的事,全部留在發生的那一剎那,讓它待在那裡就好,不回頭看,它自己會慢慢消化走開。
我很好,自在滿足。
3/26/2009 當奧斯卡遇到安德列 Beethoven, Piano Concerto no. 5, 2nd movement
在時空與精神錯亂一個月之間,我居然還記得貝多芬逝世一百八十二年紀念日 … 。 音樂畢竟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慰藉。
Zimmerman 與伯恩斯坦的詮釋是我最喜歡的,貝多芬最人性、最慈悲的那一部分,怎麼也藏不住。
深刻地愛著,卻那麼孤獨,Herr Beethoven,我怎麼能不懂你呢? 我那麼瞭解你,藏在你的音樂裡的痛苦與寬容,這是你要告訴我的嗎? 我活在自己的想像空間中,但是卻如此真實。 我看到了娑婆世界的苦,非常非常的苦,人類享受著這不著邊際的痛苦,卻不願意離開。 情不重,不生娑婆啊! 人生好難,不存在的時間與空間一而再、再三地玩弄著人類愚蠢的辨識能力。
悲傷與痛苦是人生的必然,它也是人類想像出來的虛幻。 在喜悅與悲傷中找到平衡,大悲心才能在最純淨的愛中生起。 你不遠千里、突破時間與空間找到我,就是要告訴我這些嗎? 幻化不實的想像密碼一旦破解,整個宇宙將如實地呈現在你的眼前,像第九號大合唱之後的回歸,那首對世人而言始終是個謎團的大賦格弦樂四重奏。 穿越時空兩百年,這是你要告訴我的嗎?
兩百年前的孤寂,就讓它停留在那裡。 兩百年前的無解,已是最圓滿的解脫。 3/19/2009 Yoko Ono: Artistic Radical, Passionate Feminist (End)
Yoko Ono: Artistic Radical, Passionate Feminist
Hsin-Jung Tsai
Ono Today
In 2001 Ono released Blueprint For A Sunrise, which has been a critical success. This album, featuring Ono’s son, Sean Lennon, on acoustic and electronic guitar and keyboard, addresses feminism and survival – with World War II references in the liner motes. Ono’s artistic career and philosophical themes haven’t changed too much during her musical career, which has lasted for over 40 years: humanism and feminism. Especially feminism has always been her main theme, most prominently on Feeling the Space, which I think could be thematically as a companion to Blueprint For A Sunrise. Ono admits some parallels with the new album, but remarks that Feeling the Space was gentler musically, and on the fiercer Blueprint For A Sunrise “the message and the sound go together.”40
What we see today is an older; more mature Yoko Ono. Yet she remains a woman committed to the overriding principals that have always guided her approach to art since she arrived in New York’ Greenwich Village. Ono refuses to allow us to idly sit by and enjoy her works, but drags the viewer or listener into her work and forces us to think, to see the world around us in a new way, and to question our reality. For Ono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is as important to the final result as the work itself, and she has displayed a unique ability to continue to move audiences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with a vision, and creativity unsurpassed by any woman of her generation.
40. Ono said in the interview with John Harris in 2001, “Feeling the Space was more gentle. This time
around, the sound is very fierce. On Feeling the Space, on a track like ‘Growing Pain’ I wanted to keep
it gentle so that message could get through. This time, the message and the song go together.”
3/17/2009 Yoko Ono: Artistic Radical, Passionate Feminist (4)Yoko Ono: Artistic Radical, Passionate Feminist
Hsin-Jung Tsai
On Death and Rebirth
In recent years, Yoko Ono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new and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in her works, many of which are a continuation of her more significant creations and themes from 1980 the present. These strategies serve to increase the power of the work searching for the resolution toward death in order to attract the audience’s gaze and provoke the deepest reflection. In this section I will examine two of her works, the installation Ex It that first appeared in 1997 and her earlier 1981 album Season of Glass. In each of these creations, she has worked with the image of death and rebirth, which have the evocative power to release her sorrow from something one cannot avoid or change in one’s life.
Thinking about Ex It, the later of the two works, brings to mind Ono’s front cover for her 1981 album Season of Glass. It is a ghastly image of despair in the aftermath of her husband John Lennon’s assassination that carries away as much as it can from the moralizing ethos of a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still life.30 Against a backdrop of Central Park, a view from the couple’s home in the Dakota, Lennon’s still bloodstained glasses sit next to a glass of water that is unmistakably half-empty. Of cours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miss that this is Ono’s point-blank portrait of the couple. Lennon is present through the grisly relic of his cold-blooded murder; she is now half-diminished and colorless. But even in death, they remain inseparable, as Lennon becomes Ono’s creative ghost-limb. On the back cover of the album, fresh flowers have replaced Lennon’s glasses, and the glass of water appears filled but still achromatic. The literalism that makes death so vivid in the photograph is unmistakably reiterated in Ex It.
Season of Glass makes people think about the dark time in Ono’s life in 1980, and it also draws the daring, those willing to be taken inside, to hear what Ono has to say just slightly more than six months after Lennon was assassinated before her eyes. Those who wish to erase incident from their minds, and who might consider Ono’s frankness offensive, which wish she wouldn’t rub it in, are best advised to stay away.31 But those who don’t ever want to forget, who are willing to open up and face this woman’s statement, and maybe find something with which to identify, will find many emotions on the album. Ono doesn’t beat around the bush, doesn’t try to forgive and forget – she is a bitter woman. But she is a very strong one. She writes of the back of this album:Spring passesAnd one remembers one’s innocence
Summer passesAnd one remembers one’s exuberance
Autumn passesAnd one remembers one’s reverence
Winter passesAnd one remembers one’s perseverance
There is a season that never passesAnd that is the season of glass.
At the moment that she was recording this album, she might not be ready to forgive and forget because “the season that never passes is the season of glass.” However, in Ex It Ono has forgiven and released. In her interview to Michael Bracewell in 1996 (when she was preparing Ex It, En Trance, and Wish Tree), Ono says: “True freedom is freedom of the spirit, and you can’t overburden yourself with negative thinking, because negative thinking, whether it’s a grudge against somebody or the hurt that carry, only hurts you. When John passed away, I was angry and I was sad … But then I realized that this was eating me up, … and I had to refuse the negative emotions … I think the rule of the game is: if you don’t forgive, you’re not forgiven either. … then the ideas of Wish Tree and Ex It came out.“32
With first track of the Album Season of Glass, Ono makes her feelings known to the listener. “ ‘Goodbye Sadness’ is an emotional tune in which Ono sounds as if she’s started to come to terms with her fears and sadness because she ‘can’t take it anymore.’”
Goodbye sadness Goodbye goodbye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I wet my pillow every night But now I saw the light
Goodbye goodbye sadness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Goodbye goodbye sadness I can’t take it anymore
Goodbye sadness Goodbye goodbye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I lived in fear everyday But now I’m going my way … Hello happiness Wherever you are I hope you hear my song I never want to cry again Or hold my breath in fear again (Repeat)
Sometimes it hurts to listen to her pained voice, but it is necessary to hear her go through with this album. It almost serves as an exercise in dealing with life’s many brutalities and serves as a healing process allowing her to stand up and carry on. “Hearing Ono’s singing brings [people] back memor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feels good to know that she’s done this.”33 “Goodbye Sadness” is not like any other songs that Ono has been involved with, not like any of her experimental, avant-garde art songs. “This is a melodic pop song. There is very little that’s abrasive about the actual music, which is mostly traditional soft rock with backing by many of the musicians who worked with Ono and Lennon on their 1980 collaboration, Double Fantasy.”34
“Goodbye Sadness” is a simple song, simple melody and repeated text, but with Ono’s sincere voice and emotion. There is none of the screaming of the typical Ono style, but in its own way, her voice is just as close to the edge as it ever was. In Jeff Tamarkin’s critic in 1983, he wrote: “ In the liner notes she admits that she was ‘all choked up and my voice was cracking’ during the recording … but then she adds that it’s ok for her voice to sound like that because ‘that’s what the critics have been saying about me all those years anyway.’” The music is pushed into the background, allowing Ono’s singing to hold its own and create the mood by itself. The music is sentimental in its thinness, an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more poignant. The melody of saxophone and guitar sticks out as islands of sanity to hold firmly in the center of all of Ono’s purposeful tension. It works extremely well and leaves a mark: she has always known how to get her message across.
Ex It, the installation in Deitch Projects, in SoHo, New York, 1997-98, Ono neatly arranged 100 rough and inelegant wood coffins implying with the little window that permits one last look of a life giving way to death before shoveled dirt falls down from above. The 100 unpainted wooden coffins, with three different sizes, sixty for men, thirty for women, and ten for children, are punctuated by young, blossoming fruit trees, which grow up and through the petite window, and tape loops of chirping birds wafting through the starkly spotlighted room. From time to time one of the bantam leaves drifted down to the dank floor.
The instructions of Ex It call for coarse, common coffins, such as those lined up on a field devastated by a catastrophe, a battle, or a massacre. A tree grows out of an opening from each normally one could see the face of the deceased. This extraordinary field of coffins moves and disturbs the audience, across ideologies and religions. As a former student and a friend of John Cage, Ono’s Ex It is also full of silent sound and chance. It is an inner forest sprouting in silence from silence itself in an atmosphere of sadness and isolation. It is a gripping meditation on the indivisibility of death and life and the natural order of coming and going. On one’s unchecked capacity for cruelty to one’s own kind, the continued blessing of rebirth, and each generation’s potential and responsibility for change. “Ex It is life as a continuation,” Ono wrote in the artist’s statement.35 The entire installation resonated with the spirit of her work prior to Lennon’s death. With Ex It Ono has made “resurrection” categorical: Death begets new life brimming with the promise of Renewal, or as she prefers, continuation.
Moving and directing, Ono reflects on the human condition and the fragility of existence, on the uncertainly of regaining hope after death, and on the reclamation of anonymity. The title, Ex It, seems to imply to the exit from life or to the abandonment of one’s being, to losing one’s proper name. Her “word” signifies someone or something that has ceased to be whom or what it was. Words usually display the scenes of their own catastrophe, of a sacrifice from that the new meanings will emerge. Sometimes words are broken, interrupted, restricted by themselves like human’s lives.
Ono’s acoustic environment reinforces this sensation with a colorful background “noise/music” of whispers of birds, human voices and the rustling of leaves. That recalled to me that Cage’s pleads to his students to listen to all the sounds from nature and from the environment and completely absorb them into your ears and your mind, and then translate it as your own voice. “We want to capture and control these sounds, to use them not as sound effects but as musical instruments,” he advised.36 “The sound you play in your mind is different than the sound that comes out. The sounds and music in your mind…exist without the physical limitations of the real world,” Ono said, relating that she asked people at her “silent concert/exhibition” to create the music in their own mind.37 Ono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you hear in silence…when you start to feel the environment and tension and people’s vibrations… the sound of fear and darkness, like a child’s fear that someone is behind him.”38 Nature wakes up and renews itself year by year. These are the sounds of invisible conversation, of distant echoes resonating inside the empty chamber of memory as they move across i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
Another exhibition that Ono presented at the Andre Emmerich Gallery simultaneously, En Trance, was an assembly of works, much of it from the mid-1960s, including the 1966 Ceiling Painting (Yes), which requires the viewer to climb a ladder to see through a magnifying glass that the word “ Yes” has been written on the canvas. Ex Trance, compared with Ex It, is nostalgic. It showed the struggle, isolation and process that an artist has been making over many decades.
Ono’s art, her music and poetry, sit right on the surface. Indeed, her work has proved to be nothing if not uncomplicated. Where Ex It is concerned, Ono’s despair over Lennon’s death and her faith recuperated out of tragedy appear recklessly self-conscious. While touching as autobiography, this kind of issue is perhaps less valuable when we measure its reach into contemporary culture. Where there is sympathy for this work, I found that it has been allowed to pass as an expression of “insight” magnified by the lure associated with fashion figures like John Lennon. Taken side by side, Ex It and En Trance are from the life story of a woman who was more than married to a culture icon. To be sure, the indelible link between Ono and Lennon advances her artistic works considerably. But her work is naïve, and her work has the pure insight of human. And it is as guileless as it is sentimental about an earlier and simpler time in her life. “The idealism of the Sixties still exists, the spirit is still with us.” Ono said. 39 31 Jeff Tamarkin, “Yoko Ono: Season of Glass,” CMJ New Music Report Issue, Jan. 7, 1983, 7. 32 http://www.kaapeli.fi/aiu/onolife8.html 33 Jeff Tamarkin, “Yoko Ono: Season of Glass,” CMJ New Music Report Issue, Jan 7, 1983, 7 34 Ibid. 35 Ronald Jones, “Yoko Ono: exhibit at Andre Emmerich Gallery/Deitch Projects,” Art Forum, Oct. 1998. 36 John Cage, Silence (1961; 10 ed.,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 37 Ono quoted in “Interview with Yoko Ono” in The Guests Go In To Supper, ed. Melody Summer, Kathleen Burch, and Michael Summer (Oakland, Calif.: Burning Books, 1986), 172. 38 Ibid. 39 Ronald Jones, “Yoko Ono: exhibit at Andre Emmerich Gallery/Deitch Projects,” Art Forum, Oct. 1998 3/11/2009 Yoko Ono: Artistic Radical, Passionate Feminist (3)《小野洋子》恢復連載。。。
Yoko Ono: Artistic Radical, Passionate Feminist
Hsin-Jung Tsai Yoko Ono and the Rise of FeminismAfter Ono met John Lennon in London in 1966, she began exploring pop music and rock & roll, and they shared a mutual interest in exploring sound and avant-garde artistic images. Playing with Ono freed Lennon, who had tired of the Beatles’ pop image and was searching for a new direction in his music. Just as the post World War II freedom in Japan influenced Ono, Lennon was maturing in the Vietnam era, and no longer satisfied writing songs he viewed as meaningless, with nothing to say. In Ono he found inspiration, someone who was able to break out the conventional and create something new. “If somebody with a rock oriented mind can possibly listen to her stuff, you’ll see what she’s doing,” he told Rolling Stone. “It’s fantastic. She makes music like you’ve never heard on the earth. It’s like 20 years ahead of its time.”20
Ono also heard the harsh word of the critics at this time. “I think they called my work ‘too dramatic,’ because in those days, in the New York art scene, you weren’t supposed to be too animated. Basically, when John and I found each other … because of this rebellious nature in both of us. And even in the avant-garde I was rebellious about it all. It’s not just being a woman. If you’re a good girl, so to speak, and kind of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the avant-garde and using their vocabulary, then I think they’ll allow you to exist. So that’s why I don’t really know if it was the woman in me that offended them or the fact that I was rebelling …”21 The world was changing, and Ono was changing with it. No longer was she satisfied with the intellectualism of the Beat Generation, but she was finding a new voice in the midst of the turbulent protest generation of the 1960’s. Given the respect accorded to the Beatles, it was understandable that Ono’s association with Lennon placed her directly in the firing line for near-universal condemnation and contempt, especially when Ono was brave enough to speak her mind and refused to stay in the passive position such as the other Beatle wives had done. Linda Eastman, who also attended Sarah Lawrence College albeit later than Ono, and married Paul McCartney eight years before Ono married Lennon, experienced the same problems with getting songwriting credits on songs that they later wrote with their husbands. The recording company just didn’t believe Ono and Eastman were able to compose with Lennon and McCartney.22
Ono began to write songs about her plight of Woman in a male dominated society. Her feminism had long been a central aspect of her ego but she now was becoming a more outspoken critic of the treatment of woman, and many of her songs addressed the issue of women’s equality, themes that resonated with the woman of the time just as they do today. This was never truer tha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Plastic Ono Band. “I had become so lonely doing mind music that I was ready to begin screaming again,” Ono said.23 She was forced by herself to scream louder than ever against amplified instruments to expressing her true feelings.
Early presentations like Cut Piece (1964), performed by the artist herself, pointed to a woman’s vulnerability – public, personal, physical, psychological – in a male-dominated society. In her music, Ono evokes a woman’s concerns in the titles and emotions of experimental musical composition. Her first overtly feminist song was ‘Sisters O Sisters,” first performed in 1971. “Sisters O Sisters” appeared on Lennon and Ono’s Sometime in New York City album in 1972. Later in 1973 Ono’s Approximately Infinite Universe explored a range of woman-centric emotions and issues in a variety of styles. “‘What a Bastard the World Is’ focused on the inequality of female/male relationships, ‘I Want My Man to Rest Tonight’ addressed the problems men have in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ir own sexism, and ‘I Have a Woman Inside of My Soul’ and ‘Death of Samantha’ were moving portrayals of women who have repressed all feelings for the sake of outward appearance.”24
In 1973, she released Feeling the Space, an album even more fearlessly feminist in message and stylistically diverse. She wrote on the back cover of this album: “This album is dedicated to the sisters who died in pain and sorrow and those who are now in prisons and in mental hospitals for being unable to survive in the male society.”
On Feeling the Space, Ono took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produ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st fitting description of the music here is “angry.” Ono finds no love or sweetness where the male population is concerned, and it shows. Her anger comes through loud and clear. This album uses rich, pop-influenced melodies interwoven with lyrics of great emotional depth. Ono said of this album in 1997: “I wouldn’t say that these songs directly affected or influenced a society because there were not songs that were played that much, … But I think, … in terms of prayer, …, that these songs may have been helping.” In 1973 Ono and Lennon attende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Feminist Conference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where the conference attendees stood up to join them in singing the chorus of “Woman Power” from Feeling the Space.
From the Ono-as-Sphinx cover art to the plainspoken, angry songs within, Feeling the Space is Ono’s most overtly feminist album. The lyrics are surprisingly subtle and yet emotionally complex, from the painful openers, “Growing Pain” and “Yellow Girl (Stand By For Life),” through more strident tunes such as “Woman of Salem,” about the infamous witch trials in colonial America, and “Angry Young Woman,” based on the life story of a woman Ono had met at th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Conference, and honoring self-emancipation. The music is powerful rock with touches of free-jazz courtesy.
“Woman of Salem” starts with rhythmic bongos, then Ono’s clean voice emerges telling the story of Sally Kegley with piano accompaniment:
1692, six in the morning of June, Sally Kegley, age thirty-four, Closed her diary she’d kept for two scores. Salem, salem, witches must be hung. Let my daughter burn my book, Let her learn to saw and cook. Teach her not to read but weave, Ask her not to speak but weep.
Salem, salem, witches must be hung. Sally Kegley knows how to cure the ill, Sally kegley sees through us at will.
Salem, salem, witches must be hung. All the town’s people rushing to the hill, Their eyes shining, ready for the kill. Sally’s flesh bound to the cross, Her eyes searching for the ones who are close.
Oh, why? …(Repeat) Help! …(Repeat) Must kill, must hang, … (Repeat) …
After the brief peaceful opening passage, the music begins getting faster and Ono’s voice takes on a stronger and angrier tone when she sings “All the town’s people rushing to the hill. Their eyes shining, ready for the kill. …”
“Woman Power” is a proud anthem and Ono claims what Women wish. After a short dialogue: “You’ve heard of woman nation, well, that’s coming, baby. What we need is the power of trust, that it’s coming. You’ve heard of the law of selection, well, that’s how we’re gonna do it, baby. We allow men who wanna join us. The rest can just stay by themselves.” Then the guitar and drum starts as an introduction with Ono’s primal voice and chorus, “Woman Power!” It is always interesting to hear how Ono changes her voice and mood between the words and reprises. The idea of women’s liberation appears clearly in this song and somehow in her voice.
Two thousand years of male society, Laying fear and tyranny. Seeking grades and money, Clinging to values vain and phone. Woman Power! … (Repeat)
Do you know that one day you lost your way, man? Do you know that some day you have to pay, man?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I’m the president, you hear? I wanna make one thing clear, I’m the president, you hear?”
Woman Power! … (Repeat)
You don’t hear them singing songs, You don’t see them living life, ‘Cause they’ve got nothing to say, bu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I’m the president, you hear? I wanna make one thing clear, I’m the president, you hear?”
Woman Power! … (Repeat)
You may be the president now, You may still be a man. But you must also be a human,
Woman Power! … (Repeat) …
In an era of prominent female singer-songwriters, “Woman Power” was unique for the honest examination of feelings and behavior rotted in personal pain or fear from male society. Like Edward Gomez said, “Expressing anger and rage as mush as love and whimsy, Ono’s work in pop-rock modes was a precursor of the soul-scraping pop vernacular …”25
In “Men, Men, Men,” Ono examines something that women want men to be and to do, for a change, as sex objects. The music is jazz-like soft rock with improvising-atmosphere saxophone and piano, and stable drum beats. Unlike the previous songs that accuse the inequality of male society, Ono’s voice and singing turn sweet and sexy, like a coquettish ditty.
J.O.H.N.N.Y., God’s little gift, cream and pie.
Men,men,men,umm,umm (Repeat) God’s little gift for woman.
I want you clever but not too clever, I want you bad but not too bad. I want you string but not too strong, I want you to try your rightful position.
Men, men, snails and puppies, Your muscles are not for fighting in war. Your lips are not for voicing opinions, Your eyes are there for us to look into. I want you to take your rightful position.
Men, men, grapes and nuts, Your pants are never tight enough, Your boots are never long enough. Your skin is never young enough, I want you to hold your rightful position.
Men, men, apples and figs, I like you to be faithful but not very fussy, I like you to be behind me but not just beside me. I like you to shut up but know when to say yes, I want you to learn your frightful position.
Now you know what you have to do, Now you know what’s expected of your So come up and see me sometime.
Ono said in the interview with David Sheff, “It’s a basic women feeling, but I’m sure men feel that way, too, once in a while – that basic frustration of not being able to really communicate. … in the age when the communication media is expanding more and more and there’s big communication, the individual communication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here’s an alien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I think women feel the frustration more than men – again, it’s the woman, or at least the feminine side of men and women, that is ignored by society – the male society.”26
Ono started writing at a young age. In 1966 for The Stone, she wrote Biography and Statement, life experience made into simple poetic metaphors, and Statement is especially poignant. They were feminist statement, but they are also complex. Ono continued to explore the ideas of a radical, of someone “who refused to conform to the dictates of the norm, be it class, nation, gender, religion, artistic form, or literary convention: a focused determination to do it her way.”27 For instance, in Biography, sky becomes a metaphor for freedom, seaweeds have sexual connotations, and so on. Ono had also written an article about feminism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ntitled “The Feminization of Society,” on 23 February 1972. In this article, she claimed in the introduction, “The aim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should not just end with getting more jobs in the existing society, though we should definitely work on that as well. We have to keep on going until the whole of the female race is freed.”(See example 3). In this article, she talks about lesbianism, female liberation, and generation issue, the existing social set-up. As a woman, she has suffered the abuse of men – as an Asian woman artist working in an unfamiliar terrain, she has been the victim of extreme prejudice and intentional misunderstanding. “The Feminization of Society” is a manifesto for liberation.
Ono and Lennon’s collaboration, Double Fantasy, was released in 1980. Double Fantasy had Ono and Lennon trading off songs such as they had on 1972’s Some Time in New York City, but with far more effective results. This time the main subject was their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for the first time critical praise for Ono’s work outweighed that reserved for Lennon’s. The songs on Double Fantasy represented a change in Ono message. Compared with earlier works, it lacked much of the anger associated with the fight for woman’s rights in a male dominated society, and instead reflected on the one on on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Critics and fans praised Ono’s edgy contributions to this album, hearing in her vocals antecedents and affinities to the era’s punk and new-wave styles,” Gomez noted.28 “All the most interesting material on Double Fantasy is Yoko’s,” said Charles Shaar Murray in an NME review, adding, “In the ‘80s … her music sounds vastly modern and considerably more interesting than Lennon’s.”29
Then Walking on Thin Ice was released in 1981. The song emerged from the couple’s flurry of composing and recording activity that lead up to their release Double Fantasy. “Walking on Thin Ice”, with Lennon on guitar, was the couple’s definitive response to the punk rock they both had influenced. Later, Ono used home-movie clips to create a visual montage to accompany the song. With images of the Lennon’s relaxing by a lake, playing with their son, Ono’s video showed the emotional intensity of their partnership, and it also showed the condor that had always characterized her music. 20 Gillian G. Gaar, She’s A Rebel: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Rock & Roll, 233. 22 Gaar also said, Linda Eastman and Yoko Ono have shared the burden of being “the women who broke up the Beatles.” See also She’s A Rebel: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Rock & Roll, 231. 23 Edward M. Gomez, “Music of the Mind from the Voice of Raw Soul” in YES Yoko Ono, 234. 24 Gillian G. Gaar, She’s A Rebel: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Rock & Roll, 235 25 Edward M. Gomez, “Music of the Mind from the Voice of Raw Soul” in YES Yoko Ono, 236. 26 David Sheff, All We Are Saying: The Last Major Interview with John Lennon and Yoko Ono, 223-24. 27 Jon Hendricks, “Anthology: Writings by Yoko Ono” in YES Yoko Ono, 269. 28 Edward M. Gomez, “Music of the Mind from the Voice of Raw Soul” in YES Yoko Ono, 235. 29 Gillian G. Gaar, She’s A Rebel: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Rock & Roll, 281
2/1/2009 休業公告奧斯卡於西元 2009 年 二月起,返鄉探親與教學。
由於未攜帶慣用的電腦,返鄉期間暫停書寫〈藍色交響詩〉。 歡迎新朋舊友以 email 或電話聯絡 (在格子上留言亦可,只是回覆稍緩,請莫見怪)。
藍色交響詩將於2009年三月重新開張,歡迎舊雨新知,繼續愛護支持。 謝謝!
奧斯卡在台電話:(02) 29xx-xxx8
每晚十點半,奧斯卡通常開心地躺平睡覺,並且快速進入昏迷狀態。 所以懇求好友們,若非急事,請勿於晚間十點一刻之後來電。 奧斯卡無盡感恩!
1/22/2009 Yoko Ono: Artistic Radical, Passionate Feminist (2)
Yoko Ono: Artistic Radical, Passionate Feminist (2) Hsin-Jung Tsai
Ono’s Early Musical Development
In the four decades since Ono first performed her music publicly, her collaborators have included an array of avant-gardes, rock-music musicians, scores of veteran session musicians, as well as her son and his post-punk musical sensibility. In varying configurations, they have helped give memorable expression to Ono’s evolving music ideas. “The music of Yoko Ono would also find its reflection in punk…Ono would rarely see herself listed as an influence in rock histories.” Gillian Gaar wrote.9 For as much as her work in many different media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a poetic tone, it was in music and as a composer that Ono began her professional artistic career.
Poetry, music, objects, and actions seamlessly meld throughout Ono’s multifaceted presentations. Moreover, Ono has noted that music has always provided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her life. “Proving and re-proving her musical bona fides many times over the years, often in the face of harsh criticism, Ono has journeyed from the frontiers of avant-garde ‘art music’ to the hook-laden grooves of mainstream pop.” Edward Gomez wrote.10 Along the way, she created almost single-handedly, a style that lead to her being branded an “artistic radical” in her early years. Ono was beginning to create her own unique musical style in which she combined her earlier classical training with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al expressions learned from her mother. It was through her mother that she was exposed to Japanese singing styles and began to read Japanese musical scores, where she has observed that Japanese written music, with its minimal indications of pitches and sound durations, resembled the instructions that typify her own mature work.11
After the Ono family settled in Scarsdale, New York, Yoko Ono continued her education at Sarah Lawrence College where she studied poetry, musical compositio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Her education took place during the time in postwar music, when experimental composers were redefining the nature of musical sound and bringing convention-bursting ideas into the concert hall. It wasn’t long before Ono rebelled against her traditional family life, and conventional education and left school and settled in Greenwich Village where she met many other artists who shared her views on art and music. The Village at this time was a hotbed of intellectual activism, with artists of every type of media from Andy Warhol to Lenny Bruce, experimenting and developing a new kind of art designed to shock the public. Through the composer Richard Maxfield she met the experimental composer La Monte Young, who used to use her loft to perform his music and collaborate with her. No longer was art a passive activity, but participation would be forced upon the viewer or listener.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Ono discovered avant-garde composers such as Arnold Schönberg, Alban Berg, and Anton Webern, who were adventuresome composers who looked to twelve-tone music for inspiration, and European composers such as Pierre Boulez and Karlheinz Stockhausen, who investigated the nature of sound itself in electronic music using tape recorders. Composer Aaron Copland used to write that the postwar generation “wanted to make its own revolution in music.” They “accepted Schönberg’s role as pioneer and innovator but rejected his structural procedures and his aesthetic.”12 Ono has said, “My heroes were the twelve-tone composers – Schönberg, Berg, those people – and I was just fascinated with what they could do. I wrote some twelve-tone songs, then my music went into an area that my teacher felt was really a bit off the track, and he said, ‘Well, look,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ings like what you do and they’re called avant-garde.’”13
Around this same time Ono had attempted to use Western musical notation to capture the avant-garde spirit. This led her to develop her first instruction-based composition, Secret Piece (1953). (See example 1) It reads: “Decide on one note that you want to play. Play it with the following accompaniment: The woods from 5 a.m. to 8 a.m. in summer.” Beneath this brief text, treble clef and bass clef appear without a time signature or measure lines, and two lonely, tied half notes on the F note on bass clef hint at prolonged hum. Above the treble clef, Ono wrote: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birds singing at dawn.”
At first glace, this score is as disrespectful as it is accurate within the restrictions of standard notation. “Secret Piece suggests that birds will sing the unmarked, to-be-imagined melody in the blank treble clef against a do-it-yourself, droning rhythm in the bass.”14 It is delicate, clever, and John Cage-like, blurring the line between music and poetry.
Ono moved to New York City in 1956 settling into a small loft in Greenwich Village where she found a world where all the radical young music makers began showing up in downtown Manhattan just as the Sixties were dawning. Disparate as they were, they shared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impossibility of notating on musical staff paper the sounds they were hearing in their heads: ” You can’t translate the more complex sounds into notation. The minute that you do notate it and someone plays what you’ve written, the sound becomes totally different. I wanted to capture the sounds I’d heard of birds singing in the woods, things like that. And I think the reason all these artists came to New York and got together at this time was that all of them had this dissatisfaction about just writing musical notes. They were venturing into a different area, and that’s why we all got together.”15
Ono As Performer and Composer
In November of 1961, Ono held her first public performance; a composition entitled Works by Yoko Ono, at Carnegie Recital Hall. The program featured three major works: A Grapefruit in the World of Park, A Piece for Strawberries and Violin, and AOS- To David Todor.
In A Grapefruit in the World of Park, Ono combined nursery-rhyme phrases with wild laughter, atonal music, and disjointed-sounding remarks. Her compositions then included everyday “real” sounds that Ono called “by-sound” or “insound.”16 In A Piece for Strawberries and Violin, “a performer stood up and sat down before a table stacked with dishes. Her action was accompanied by a rhythmic background of repeated syllables, a tape recording of moans and words spoken backwards, and an aria of high-pitched wails sung by Ono -- a portent of the musical sound that later would become Ono’s trademark.”17 In AOS – To David Todor, Ono wrapped two performers in gauze with bottles and cans hanging loosely from them and instructed them to walk across the stage without making noise. She “made the stage very dim, so you had to strain your eyes,” she explained, “because life is like that. You always have to strain to read other people’s minds.”18
By the mid 1960’s, Ono had also recorded some of her compositions, which were often related to or realizations of her written instructional scores. Additionally, she was becoming very interested in electronic music, and started experimenting with this emerging new media. For instance, she used the new technology to make an electronic rumble sound flow through about thirty-two minutes of alternating soft and surging passages “punctuated by the gentle clicking of what appear the be claves … and by the artist’s occasional coughing.”19 Ono, like other early pioneers of electronic music and sound art, fused performance and composition in the making of her original recorded works. Since she had a successful concert at Carnegie Recital Hall and her contemporary avant-garde artists accepted her as one of their own, Ono continued to explore the sound rooted in raw emotion and the imagination. She called it “music of the mind” and presented audience-participation events. Ono did not want to present works for the audience to listen to, but used her works to shock the audience and force some kind of participation from the audience, to use her work as a stimuli to the mind of listening audience. This idea appeared again in her installations Ex It and Wish Tree of 1997-98.
"Ex It" Yoko Ono (1998)
9 Gillian G. Gaar, She’s A Rebel: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Rock & Roll, 230. 10 Edward M. Gomez, “Music of the Mind from the Voice of Raw Soul” in YES Yoko Ono, 231. 11 Ono, interview with Edward Gomez, November 1999. 12 Aaron Copland, The New Music, 1900-1960, rev. ed. (New York: W.W. Norton, 1968), 171-73. 13 Ono Quoted in “interview with Yoko Ono” in The Guests Go in to Supper, ed. Melody Sumner, Kathleen Burch, and Michael Sumner (Oakland, Calif.: Burning Books, 1986), 173. 14 Edward M. Gomez, “Music of the Mind from the Voice of Raw Soul” in YES Yoko Ono, 232. 16 Edward M. Gomez, “Music of the Mind from the Voice of Raw Soul” in YES Yoko Ono, 233. 17 Haskell and Hanhardt, “Introduction” in Arias and Objects (1991), 5. 18 Edward M. Gomez, “Music of the Mind from the Voice of Raw Soul” in YES Yoko Ono, 233. 19 Ibid. 1/20/2009 Yoko Ono: Artistic Radical, Passionate Feminist (1)
這一篇小論文是為了回應去年小昭所寫的〈約翰藍濃和小野洋子的歌『女人是世界上最被奴隸的人種』〉與當中所討論的片段。
在討論當中,我回想起我在博士班第三個學期所修的一門課,Professor Ellie M. Hisama 所指導的 Seminar in Music History: Gender/Music/Sexuality。 一整個學期的研習中,有許許多多啟發,包括為 Amy Beach、Ruth Crawford Seeger 等前輩女性作曲家們翻案,重新審視她們對當代音樂的貢獻;還有,更深入認識了早期被歷史所忽略的藝術家,像是芬妮‧孟德爾頌和克拉拉‧舒曼 ... 等等。
這是當初所寫的期末論文當中的第一個段落,我重新整理、修改過後,第一次張貼在網站上,野人獻曝。 很抱歉沒能將之翻譯成中文,奧斯卡已經好久沒做英翻中練習啦~ 請將就著讀英文版。 若有人願意幫忙翻譯,奧斯卡很感激。
Yoko Ono
----------------------------------------------------------------------------------------------------------
Yoko Ono: Artistic Radical, Passionate Feminist Hsin-Jung Tsai
Ever since she first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 City avant-garde art scene of the early 1960’s, people’s views of Yoko Ono have been shaped by extreme opinion. While her works have often tended to confuse and surprise critics and audiences alike, her unwavering faith in the power of the human imagination to open the mind to new ideas has touched many people. As an artist, poet, and composer, working alternatively at the edge of mainstream culture, she has been subjected to intense criticism by those not inclined to accept her uncompromising artistic vision. Once called “the high priestess of happening,” Ono has long been a pioneer in the conceptual art movement, a mantle she continues to wear more than 40 years after arriving on the scene. She once claimed that, “the only sound that exists … is the sound of the mind.“1 She has continually experimented with new techniques to extend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human voice to represent the sounds we all hear in our own minds. Her first performance in sound (1961) featured screams, sighs and moans, gasps and multi-phonics2, as Ono believed even then that these sounds could express the condition of the human spirit even more faithfully than the more conventional, lyrical means of expression. Her influence on performance art, sound/music, and literature cannot be ignored for, as Alexandra Munroe wrote in her article “Spirit of YES: The Art and Life of Yoko Ono”, collected in YES Yoko Ono:
“… she emerges, over and over, as a forerunner of new art forms that mix and expand different media. Her works as an antiwar activist, like the global ads for peace, have offered a kind of public instruction that carries a profoundly positive and transformative message: Image. For decade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e celebrated her meaning while critics looked on, perplexed.” In this paper we will examine several important periods in the life of the artist, and show how her thought evolved through the different eras and how this was reflected in the music she created.
Background
Yoko Ono was born into a wealthy household on February 18, 1933 in Tokyo, Japan, the eldest of three children born to Eisuke and Isoko Ono. Her maternal family wa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her father was a frustrated pianist who held degrees from Tokyo Universities in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but who had given up a career as a pianist to work as a banker in Japan. In 1935 Ono’s father lef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become the head of a Japanese bank in San Francisco leaving the family behind in Japan. As a young child Ono was tutored in classical piano, and in her teens began keeping notebooks of her writing.3 Even at the tender young age of 13 Ono had thoughts of becoming a composer, but was not able to receive her father’s support in this pursuit. “My becoming a pianist had been my father’s wish, not mine.… ‘Actually, I want to be a composer, father.’ I said. There was a silence…. ‘Well,’ my father said after a considerable silence, ‘there are not many women composers in the world, Yoko. At least I haven’t heard of one yet. … Maybe it’s a question of women’s aptitude. I know you are a talented and intelligent child. But I don’t want to see you struggle in vain.’ How could he have known that it may not have been a question of gender aptitude?” Ono stated.4
In the post World War II era, the public’s perception and views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Japanese society was still very conventional even in a large, modern city such as Tokyo. Girls were brought up to go to finishing schools and hoped to marry before people started to raise their eyebrows. Ono continues, “I am still thankful that my father cared at all about my career. … ‘Women may not be good creators of music, but they’re good at interpreting music,’ was what he said. I rebelled, gave up my voice lessons, and went to a Japanese University to study philosophy while being a closet songwriter.”5 Although she rejected her father’s will, Ono considers these years as the foundation of her future work as a composer and vocal artist. What John Lennon called Ono’s “revolutionary…sixteen-track voice” is grounded in this foundation of classical training.6
The intellectual freedom that came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that dominated Japa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beginning in the 1930’s infused the 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a newfound vitality and creativity. Every student felt that he/she had the responsibility to effect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This postwar “awakening” and the radical intellectual climate that was now able to spring forth from the underground, and freely express ideas that had long been suppressed influenced Ono, who had been sheltered from the ravages of World War II. Ono had been sent away from Tokyo during the war by her parents to be raised by nannies, which abandoned the 12 year-old Yoko, leaving her to fend for herself, and perhaps setting her on her course of fierce independence. After the devastation of the war, Japanese thought was about to undergo a radical change as everything was open to question and change, and among the most radical of changes would be the role of woman in Post War Japan. As Alexandra Munroe wrote, “While despair at the devastation of fifteen years of war created a post surrender psyche of exhaustion, remorse, and despondency, and out-pouring of relief, optimism, and liberation prevailed.”7
During the time when Ono studied philosophy at Gakushuin University, she wa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dominant intellectual movements of Marxism and existentialism and modern selfhood. She was reading many of the books penned by pre-Revolutionary Russian authors such as Tolstoy, Chekhov, Dostoyecsky as well as those by modern German philosophers such as Hegel and Marx. Ono had to refute her past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to this postwar revolution, which would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her worldview in later years. Her choice of philosophy as her major area of study reveals what would become evident for all to see, the artist’s fundamental interest in the nature of reality, existence, and the human mind. “My strength at that time was the ability to separate myself from the Japanese pseudo-sophisticated bourgeoisie. I don’t want to be one of them. I was fiercely independent from an early age and created myself into an intellectual that gave me a separate position.”8 She stayed at Gakushuin University until 1951 when her father was appointed head of a bank in New York and moved the family to the affluent suburb of Scarsdale, New York. 1 David W. Bernstein, “Ono, Yoko”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ed. Stanley Sadie (Landon, 2000), vol. 18. 2 Ibid. In this brief biography, D.Bernstein wrote that she was “a specialist in extended vocal techniques.” 3 Gillian G. Gaar, She’s A Rebel: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Rock & Roll, 231. 4 Yoko Ono, “Preface” of She’s A Rebel: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Rock & Roll by Gaar. 5 Ibid. 6 Lennon quoted in Cott, “Sixteen-Track Voice,” 14. 7 Alexandra Munroe, “Spirit of YES: The Art and Life of Yoko Ono” in YES Yoko Ono, 15. 8 Ono, interview with Alexandra Munroe, August 1997. 1/14/2009 胡桃裡的宇宙 去年夏天和陽光男孩 Charlie 談古典物理學與時間空間存在與否的宇宙科學,他介紹了「胡桃裡的宇宙」這本書。
當今許多科學家,包括「胡桃裡的宇宙」與「時間簡史」的作者史蒂芬.霍金 (Stephen Hawking),皆證實了「時間」這個抽象的概念實際上並不存在。 早在讀《華嚴》之時,已稍微體會經典上所提出的時間並不存在的事實,也就愈看淡「時間」這個概念。 科學家們經由理論、證實、發表論文著作向大眾昭示,時間真的不存在,一切有形的物質是四大和合 (波動) 的結果,一切無形的概念也是人類腦中發出的波動所造成的假象。 這個假象會存在一段時間,但是它存在的時間很短。 它剎那生滅,換句話說,生滅同時,就是不生不滅,根本不存在啊! 現代科學家證明了,確確實實所有的現象存在的時間非常短暫,我們幾乎無法想像。 追根究底,物質與時間並不存在。
既然是如夢幻泡影,既然是虛幻不實,很多事就不必放在心上,看著它過去,不要牽掛。
這個事實真相改變了我對音樂與音樂創作的觀照,使我重新審視自己的作品。 一旦時間不存在,音樂是什麼? 音樂的存在所帶給人們的意義是什麼? 我在電台裡播放各式各樣現代音樂,慢慢地想著、玩著。
八月底,Charlie 從台灣寄來了「胡桃裡的宇宙」。 一個素昧平生的格友,如此真誠的付出友誼,我心裡有說不出的感動。 去年年底,他寄來了他到日本出差所選購的東京鐵塔文件夾與小琉球明信片,衷心感謝!
Charlie,奧斯卡好奇心如大海,讓你破費了,還麻煩你進進出出跑郵局 ...。 奧斯卡無以回報,謝謝你~ 1/6/2009 2002 年日記一則這是不成文的習慣,每次搬家,我一定會丟掉一本又一本的日記簿。
在台灣跟著家人搬過兩次家,不但把日記給丟棄了,也把寫了幾十本的劇本全部送進回收紙張的三輪車裡。 在紐約寫下的一本又一本「留學生血淚日記」,也在我離開紐約的那一刻永遠沉睡於資源回收焚化爐。 去年夏天離開北加州小鎮,大搬家之際,我按照慣例將六年來的日記挪至資源回收筒。
在新環境安頓下來的六個月後,我在裝滿作曲手稿的箱子裡發現了漏網之魚 -- 2001~2003 之日記簿。 這本日記簿紀錄了人生中最谷底的兩年,它竟然逃過了被我毀滅的毒手,算它好運! 細細讀來,有一些是作曲筆記,有一些是我自己都不記得的事件 ...。 像是寫於2002年的這一篇:
「我不記得今天的日期。 當靈魂得到片刻解脫的輕快,時間便微不足道了。
那位因沒有錢治療愛滋病而站在路邊乞討的人有個家嗎? 他站立著,神情平靜肅穆,像個安忍的苦行僧。
天氣好冷,我走進咖啡館,想買杯熱茶暖身子。在大排長龍的人群當中,我禁不住回頭,再看一眼那佇立街頭的苦行僧。 他微俯著頭,眼睛微闔。 四周人來人往,他只佔據一方小小的、不受注意的角落。 他站了多久?
佛陀行經郊野,看到一塚白骨橫陳在路旁,隨即俯身向白骨頂禮。 這堆白骨,在百千萬億劫的輪轉裡,曾經是他的至親。 因此佛陀頂禮。
這世間來來往往的人,在百千萬億劫的輪迴中,也可能曾經是我的至親手足。
我不需要咖啡館與熱茶,我有太多太多機會品茗了!
路旁的苦行僧展露著和風般的笑顏,不住口地祝福與道謝。 我的眼眶發熱。 只是一個尋常的人與人之間的問候,只是幾張小小的紙鈔,他視之為天降甘霖般地珍惜感恩。 他才是一個施予者! 那麼美麗的眼睛與靈魂深處的溫暖,令人難以忘懷。 這是救贖。 一個身陷渾濁六道、善惡曖昧不明的靈魂救贖。 他,一個身染重病、衣衫單薄垂立街角的「乞討者」,救贖了我這暖衣圍繞的癡愚靈魂。」
2002年,我剛剛搬到舊金山灣區,大概倒楣到撞牆了吧。 接下來的一篇,我寫著:「… 窮困不是絕望,而是廣修供養的開始 … 」。
然後 ... 大概又過了兩、三年光景,大破大立,一時頓悟, 我即行捨。
這幾年來,我所專注的不再是知識、專業或學問,只是體會宇宙與大自然。 所謂的體會大自然,不見得一定要前往深山或大海,而是緩緩的淨心,慢慢的捨。 瞭解了才會捨,越捨就會越瞭解。 回歸自然是慢動作,不能急,一急就失去自然;若是急著修道,就變成不自然的狂熱者。 捨掉腦海中的一切,連最後回歸自然的觀念也捨掉,那就真的回歸自然了。
有些事記不清楚了,日記簿丟掉了是好事一樁,倒楣的事情都忘了更好! 就連那張踏實安靜的面容,也要忘掉。 12/27/2008 不說 Merry Christmas 的聖誕節 (休士頓聖誕節夜景‧奧斯卡攝影)
聖誕節當天,我照常到電台播放節目。
在我之前的節目主持人雷斯也沒放假,穿著火紅的毛衣,像個聖誕老公公 (奧斯卡澄清:只是形容詞,他沒有那麼老~),精神抖擻,開心地忙和著播放音樂。 難得聖誕節還有人在電台裡工作,我們很高興地聊天笑鬧。
就在雷斯播放最後一首歌曲,準備將時段交給我的時候,他忽然說了一句:「說個 Happy Holidays 應該沒關係吧?」 我嚇一跳,什麼叫做說個 Happy Holidays 有沒有關係? 一聽到我問這個狀況外的問題,雷斯趕緊告訴我,千萬不要說 Merry Christmas,怕惹猶太人聽眾不高興,誰知道有多少猶太人聽眾在聽這個電台? 米大學音樂電台有些規矩,不得傳述政治、宗教、商業廣告... 等等爭議議題。 但是,不能說聖誕快樂? 那我要說什麼? 雷斯說,說 Happy Holidays 就好啦。 古典音樂曲目中有許多宗教音樂,即便是現代作曲家,也寫了許多現代彌撒、聖誕頌歌 (Christmas Carol)、聖誕歌劇之類的曲子,我也曾經介紹過這些曲子的片段 ...。 雷斯說,平時介紹這些音樂沒有關係,只要不特別扯出跟宗教有關的字眼,保持中立,只介紹「音樂」就好了;但是,聖誕節當天講話還是小心一點得好。 說著說著,他結束了他的節目時段,跟聽眾說了開車小心啦、不要吃太飽啦、 Happy Holidays!
這一驚,我原本想要播放的揚納傑克 ( Leos Janacek) 於 1927 年寫的 Glagolitische Messe,這下子我不太敢播了。 趕緊改為播放同一張專集的另一首曲子 Taras Bulba 管弦樂曲。 聖誕頌歌也不播了,改為馬友友演奏的巴西音樂。 節目最後,我大膽地播了卡爾奧福 (Carl Orff) 寫的布蘭詩歌 ...。 我不懂,如果布蘭詩歌或春之祭這種與原始部落習俗有關的曲子可以安全播放,為什麼耶穌生日說個聖誕快樂是不適宜的呢? 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猶太教徒,真的無法切身體會他們的恩怨。 總之,不說 Merry Christmas 就是了。 我可不希望猶太人聽眾打電話進來罵我!
我結束節目,說了 Happy Holidays,接在我之後的 DJ 阿傑準時出現。 走出電台之際,我聽到阿傑的開場白,大家假日愉快呀、享受家人朋友相聚美好時光啦、 Merry Christmas ...。 我猛一回頭折返播音室,只見他頑皮一笑,繼續說著祝福猶太教、阿拉伯伊斯蘭教、還有一堆我聽不懂的族群宗教,大家一起快樂啦! 好小子!所有族群都祝福了,算你狠! 我看著他,「你忘了祝福佛教徒!」 阿傑爽朗的笑聲充滿了播音室。
聖誕快樂!
新年快樂! 12/18/2008 KTRU 這是米大學音樂電台的影片!
應該是十年前拍的影片,畫面上的電台設備比較老舊,但是錄音資料與陳設的模樣,和現在的幾乎一模一樣,數十年如一日。
後來我發現 KTRU 的聽眾很多,馬老爺的同事和練吉他的朋友都喜歡聽這個電台的節目、我的學生家長也喜歡一邊開車一邊聽;Scordatura 的聽眾也不少,我曾經在公車站等車的時候,聽到人家討論了這個節目,平時也有聽眾打電話進來點曲子。
這個月初我做了一個小時的女性作曲家專集,介紹了四位女性作曲家和她們的作品。 (註1) 這個星期的節目,也要試試做一小時的亞洲作曲家專集。
其實我很不願意「分類」(註2) ,性別對我沒有意義,國籍或地域更是無所謂;通常 Scordatura 夥伴們也是以寬敞的心胸與接受度來選擇、介紹作曲家與音樂。 之所以做專題介紹,只是「方便法」,方便將平時不容易聽到的曲子與作曲家集中在一小時之內,其他三小時仍然做廣泛選曲的介紹。
Scordatura 現代古典音樂節目:美國中部時間,每週四下午 5 點 ~ 7 點;每週六下午 3點 ~ 7點。 (註3) 網路收聽網址: http://bang.rice.edu/listen.shtml
(註1):Bernadette Speach, Tania Leon, Johanna Beyer, Mei-Chi Chen (陳玫琪)
(註2):奧斯卡非男非女 (不男不女),非亞非歐 (不台不西),亂七八糟自己玩得很自由自在,管什麼分類哩~
(註3):台灣時間週五早上 7~ 9 點 (夏令時間早上 6 ~8 點); 週日早上 5 ~ 9 點 (夏令時間 早上 4~8 點) 12/11/2008 下雪了 休士頓下雪了!
昨天下午,休士頓陰暗的天空飄起了細雪,綿綿密密,落在忙碌的街道上,停佇在來來往往的行人身上。 一個小時之後,細雪轉為大風雪,逐漸附著在花草樹木上,地上的泥土也慢慢被潔白的雪花覆蓋,行人驚嚇 (喜) 地撐起雨傘擋風雪。
我已經六年沒有見過雪了! 這一場大雪下得我們心花怒放,一回到家興奮地把所有屬於冬天的配備全都挖出來,包括厚重的棉被、熱巧克力、以及一口從台灣帶來的火鍋。
可惜風雪不夠強大,今晨太陽一露臉,輕薄的一層積雪立即融化了。 連個照片存證也沒有! 莫非只是一場夢 ~ 12/4/2008 奧斯卡作曲隨想‧〈台灣狂想曲〉文章分享
11/25/2008 赫曼公園 (Hermann Park)休士頓雖然是個現代化的大城市,市內大型公園也不少,稍稍安慰了奧斯卡渴望大自然的心靈。 原本以為住在這沒有大自然風光的城市中,奧斯卡遲早飢渴而亡。 然而,已從「見山還是山」進階至「有山沒山皆一同,靈山長佇在心中」的奧斯卡竟安然度過了沒有山的六個月。
赫曼公園 (Hermann Park) 位於米大學對面,邊緣處延伸至奧斯卡的住處 (凡爾賽公園) 附近。 底下的照片是在九月風災之前拍的。 那一天,園內的米勒戶外劇場 (Miller Outdoor Theatre) 有免費的休士頓交響樂團和獨奏家的協奏曲表演。 [澄澈明亮的人工湖]:見過「大風大浪」的奧斯卡當然對人工湖的讚嘆等於零。 聊勝於無,至少它的澄清明亮令人印象深刻。
[群鴨戲水]:湖中水鳥和紅頭鴨好多~ 游來游去,好不快樂!
[遊歷赫曼公園的小火車]:見識過北加州柏克萊 Tilden Park 山間蒸汽小火車的奧斯卡,對這個在平地趴趴走的小火車依舊充滿著熊熊燃燒的熱情! 期盼一個寫意輕鬆的午後,乘著小火車玩樂。
[另一個湖]:這個小湖位於比較偏僻的小角落,寧靜致遠。 夕陽西下,的確很美麗。
[公園裡的居民]:除了這隻不知名的鳥和群鴨之外,那一天我還看到幾隻長得很像沼澤水獺的動物,在水邊的沙地滾來滾去。 可惜天色漸暗,拍出來的照片黑乎乎一團,失敗!
[米勒戶外劇場]:演出即將開始,要坐要躺要吃的群眾全都就定位。
11/17/2008 表演消息公告‧《范光麟舞出傳奇》
|
||||||||||||||||||
|
|